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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忙着停火谈判,以色列仍在发动攻击,全球调解为何管不住以色列?
发布日期:2026-05-02 19:51 点击次数:187
潮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张廷芳 编辑 肖暖暖
4月上旬,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宣布接受为期两周的停火,并同意4月11日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本次美伊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美伊停火谈判期间,以色列继续大规模攻击黎巴嫩。这不仅让这场外交努力蒙上阴影,也引出一个值得深思与剖析的问题:为何全球性的促和努力难以对以色列形成有效影响和约束?
伊斯兰堡会谈的海报。图源:央视新闻
当一个冲突中的第三方具备独立行动能力,且其安全逻辑与主要当事方的谈判框架发生冲突时,全球调解机制为何显得如此乏力?以色列在此次冲突中的角色,以及美国作为调解方与冲突方双重身份的困境,折射出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一个结构性特征,霸权治理的有效性正在衰减,而新的治理模式尚未成型。
安全绝对化对谈判公信力的侵蚀
展开剩余88%以色列坚持停火不包括黎巴嫩,公开理由是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从以色列的战略视角看,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主导的“抵抗之弧”中最重要的代理力量之一,持续打击真主党有助于削弱伊朗的影响力网络。这一逻辑有其内在的自洽性,问题在于它与国际谈判的基本规则发生了直接冲突。
伊朗方面,十点计划中的一条便是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斗。在伊朗的认知框架里,黎巴嫩真主党是为其两肋插刀的盟友,伊朗不可能接受自己停火而盟友继续被打击的局面。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此前在斡旋过程中也公开确认,美伊双方及其盟友已同意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地点立即停火。然而,以色列的立场实质上解构了这一共识。它将“停火”重新定义为仅限于美伊直接对抗的战场,而将黎以边境保留为可以继续行动的灰色地带。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资料图)。图源:央视新闻
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几乎使美伊停火谈判蒙上阴影,更重要的是侵蚀了国际调解公信力。当一项停火协议的关键条款可以被参与方单方面重新解释,当斡旋方确认的共识可以被另一方的行动事实推翻,谈判本身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根本性质疑。
伊朗谈判代表多次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不可谈判的条件,其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时间窗口有限,不容拖延。但以色列的逻辑同样有其内在一致性,利用美伊停火的窗口期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符合其长期安全战略,停火协议不应束缚其在黎巴嫩的行动自由。两种逻辑之间的根本分歧,使得美伊谈判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谈判桌上坐着的是美国和伊朗,但谈判的边界,却被一个不在谈判室内的国家悄然重塑。
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采取这样的策略。从历史经验看,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常常通过单边行动改变谈判基础,迫使各方接受既成事实。此次冲突中,以色列将停火排除黎巴嫩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重新划定谈判的边界。同时,也向各方表达以色列的态度,美伊之间的谈判只能解决美伊之间的问题,其他战线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这里可以抽象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当一个行为体将自身安全诉求绝对化,并具备足够的行动能力来改变既成事实时,国际规则和谈判共识就会面临被工具化的风险。这不是中东特有的现象,而是多极化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共性挑战。安全绝对化的逻辑在于,本国安全关切可以超越国际调解框架,可以单方面决定哪些条款需要遵守、哪些可以忽略。当这种逻辑成为现实,任何停火协议都难以获得真正的稳定性。
美国霸权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一强硬立场,与美国目前的战略处境密切相关。美国在此次冲突中的核心诉求是止损。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迫使伊朗接受根本性让步。欧洲盟友集体拒绝开放领空,中东盟友态度暧昧,国内政治压力持续攀升。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选择接受巴基斯坦的斡旋建议,实质是在军事行动边际效益递减后的理性决策。
然而,美国的战略意图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这种落差最集中体现在其战略工具箱内部出现的矛盾。军事打击伊朗推高了全球油价,这迫使美国不得不暂时放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以稳定能源市场。美国对伊朗石油制裁的临时豁免是在军事行动造成供应短缺后的被动调整。这种“左手打击、右手松绑”的操作,暴露了美国制裁体系的内在张力,政策工具不再协同增效,而是相互掣肘,形成反噬循环。
这可以被称为“战略自我否定”。此种现象不仅在能源领域出现,在美国的拉美政策中同样明显。分析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美国的经济制裁与军事行动相互掣肘,盟友管理与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张力,短期危机管控与长期利益维护难以兼顾,多重矛盾共同构成结构性困境,那就是当霸权国家的战略资源与承诺能力之间出现落差时,其政策工具就会陷入自我抵消的怪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图源:央视新闻
以色列正是在这种结构性缝隙中获得了行动空间。当美国需要停火来缓解自身压力时,以色列却可以通过保持低烈度冲突来维持紧张态势。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的国内刑事审判压力,更使其倾向于将外部冲突作为政治生存的工具。根据以色列国内司法安排,随着美伊停火、紧急状态解除,其腐败案审判即将恢复。和平协议可能加速内塔尼亚胡案的司法进程,而持续的战争状态则能推迟这一前景。
这种个人政治算计与国家战略选择之间的纠缠,进一步增加了局势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更普遍的规律,当霸权国的承诺能力下降时,其盟友或代理人往往会获得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有时甚至会反过来影响霸权国的政策选择。这不仅是美以关系的特殊现象,也是霸权衰退期的常见症候。
调解机制在多极化时代的适应性危机
巴基斯坦在此次斡旋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作为与美伊都保持良好关系的伊斯兰大国,高调介入显示了其作为地区调解者的雄心。然而,以色列的不合作态度也暴露了在多极化的世界中,任何单一调解者都面临能力边界的这样一个现实。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以色列“在伊斯兰堡进行和平会谈之际屠杀黎巴嫩平民”,这种激烈言辞背后,是一个调解方在协议基础被侵蚀后的无力感。因为如果一方根本无意接受谈判框架的约束时,斡旋努力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东,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调解中都具有普遍性。调解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调解者的公信力和资源,更取决于冲突各方是否真正接受谈判作为解决分歧的基本方式。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图源:央视新闻
传统的冲突调解模式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一是冲突的主要当事方是主权国家,二是霸权国具备足够的约束力来确保协议执行。这两个假设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中都受到了挑战。非国家行为体和地区性强权的利益诉求日益独立于大国博弈,霸权国的约束力下降使得协议执行缺乏保障。更关键的是调解机制本身缺乏对“协议破坏者”的有效制约。在此次冲突中,以色列的行为虽然给谈判造成了实质性障碍,但却并未因此付出明显的外交或经济代价。这种“破坏协议而无需担责”的现象,削弱了国际调解的威慑力。
值得注意的是,安理会表决中中国和俄罗斯行使否决权的细节,折射出全球治理体系内部的权力分布变化。否决权作为一种制度性权力,其意义不仅在于阻止某项决议通过,更在于表明一种立场:国际法不能被用作单边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包装。这种立场本身并不必然改变战场态势,但它在规范层面的累积效应,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方向。
从冲突管理到秩序重构的启示
这场冲突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启示,可能超出了中东地区本身。
首先,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的效率正在下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强度上都是近年罕见的,但它并未能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根本性让步。相反,军事行动带来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和油价飙升,反而给美国自身造成了压力。这说明,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军事工具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任何单一国家的军事行动都会产生复杂的经济连锁反应,而这些反应又会反过来制约军事行动的可持续性。
其次,国际调解机制需要进行结构性反思。当前的调解模式往往聚焦于促成交战双方签署协议,但对“协议签署后的执行保障”缺乏有效设计。当某一方可以轻易撕毁或规避协议而无需承担后果时,协议本身就成了空文。如何建立更有约束力的协议执行机制,如何让破坏协议者付出实质性代价,是国际社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调解技巧问题,更关乎国际秩序的基本逻辑。如果霸权不再是可靠的担保者时,还有什么能够为停火协议提供保障?
第三,霸权国的承诺效力下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不意味着美国将退出全球舞台,但意味着任何依赖美国单方面承诺的国际安排都需要重新评估其可靠性。从阿富汗撤军到此次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草率收场,从对欧洲的安全保证到对中东盟友的保护承诺,美国展现出的是一种“行动上的摇摆”与“承诺上的模糊”。这种模糊不仅让对手难以信任,也让盟友感到不安。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4月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谈判。图源:央视新闻
回到以色列的角色问题。当一个国家将自身安全逻辑置于国际调解框架之上,并且能够持续影响冲突走向时,国际社会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局部战争能否结束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秩序基础的根本性追问。如果规则可以被单方面解释,承诺可以被选择性执行,那么调解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值得所有关心国际秩序未来的人认真思考。
这场冲突提醒我们,在思考国际秩序时,不能只关注大国博弈的宏观叙事,也不能只聚焦于战场上的战术细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结构性变化。行为体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军事力量效用的相对下降、调解机制权威性的流失、以及霸权承诺信用的侵蚀。这些变化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但它们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秩序的运行逻辑。无论这份停火协议最终走向如何,它都已经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一个霸权效力下降、行为体日趋多元、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里,传统的冲突管理模式正在失效。要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的不是更强硬的单边行动,而是更具包容性、更能平衡各方利益的多边机制。中东战场的现实,正在以最残酷的方式验证它的必要性。
(作者张廷芳,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发布于:浙江省
